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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坚持和发展
摘要：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既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思想，又对其晚年错误进行纠正的基础上，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开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到21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世纪继续坚持和发展的，是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和经济特区的设立，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起点。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党和人民经历了五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回顾这些考验，我们可以看到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是十分艰辛的，也是有内在逻辑的，是在实践中不断解决矛盾，解决了老的矛盾后又要解决新的矛盾，在解决矛盾中与时俱进的逻辑，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客观的辩证法”、“历史的辩证法”。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艰辛探索的基础上，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所开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到21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世纪继续坚持和发展的，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一、 伟大的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不仅使党和国家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同时还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中国，是继续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或者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还是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党和国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挺身而出，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从党的路线破题，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一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果断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与此同时，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党的政治路线；三是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在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基础上，提出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形成了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组织路线。在此基础上，以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重点，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后，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那么，我们在实践中是怎么探索并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呢？
邓小平领导的探索有两个起点：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二是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过去，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对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强调不够，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国农村区域广大、农民人口众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作为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基础，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受到很多束缚；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生活贫困主要也体现在农民贫穷上。因此，农村的改革牵动全局，影响深远。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原有的农村经济，总体上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状态，农村通过改革解放出来的生产力还不完全是现代社会化的生产力。而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对我国的生产力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包括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种现代化的生产力，可以通过自主创新和艰苦奋斗逐步达到，也可以通过借鉴、利用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管理方式和经验来实现。
因此邓小平在1978年10月就提出：“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后来又提出要利用外资的问题，说：“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8页。）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即在对外开放中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个思路的创新意义和历史贡献，我们今天已充分地认识到，但在当时，许多人认为这仅仅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辅助手段。邓小平这个思路，首先就体现在四个经济特区的创办上。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决定将这四个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邓小平把这些特区看作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同时又看作是一个“基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地，培养人才的基地。实践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试验是成功的。因此，从实践上考察邓小平的探索过程，创办四个经济特区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
邓小平领导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两个起点，是实践的起点，因此影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历史特点：
一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注意到，在农村改革起步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央决定把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的时候，即开始全面改革的时候，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深刻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这一科学结论，标志着我们的实践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这一科学结论的鲜明特点，就是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这就要承认落后，不能重犯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错误。但是，我们承认落后，并不是要固守落后，而是要改变落后。因此邓小平不仅提出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且提出要改革，要发展。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就包含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和改革发展这两方面意义。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进程及其经验，首先要认识到，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一伟大实践的极其重要的历史特点。
二是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兴办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开始，我们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岛成为经济特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一步一步走上了在对外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在实践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开放与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特别是在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为我们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值得提出的是，邓小平作出对外开放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是因为我们实现现代化有这个需要，而且是因为他敏锐地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看到了我们对外开放有这个可能和条件。他在1978年9月最初提出对外开放问题的时候就说过：“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确实，从上世纪70年代起，出现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抓住了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难得的机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为鲜明的特点时，90年代末出现了一个反全球化的潮流，而且也在不断发展。1999年11月3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开幕，会场外来自世界各地的四万名反全球化人士集会抗议，与警察发生冲突。这起抗议事件标志着世界范围反全球化序幕的拉开。
现在，有两个世界性论坛在对抗着，一个是总部设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1971年成立），是经济全球化声音比较集中的场所；另一个是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成立的世界社会论坛（2001年成立），是集中反映反全球化要求的场所。这就给我们党出了一个难题：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还是参与反全球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研究了这个问题，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不仅加剧着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市场和资源方面的竞争，也加剧着一些国家内部的贫富矛盾，引发社会冲突。”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9—520页。）因此，我们作出了既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努力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战略抉择。从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到江泽民决策参与经济全球化，使我国走出了一条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由于这条道路是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达到互利、双赢，而不是通过军事扩张或集团对抗来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因此又叫做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特点。
研究这两个历史特点，也就是胡锦涛多次强调的，要努力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
改革开放的这些生动实践，为深化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提供了鲜活经验。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概括，完善和发展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系统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时，首次对我国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现代化建设的步骤和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正确处理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基本问题，作了初步的概括，并且明确指出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主要点”。（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9—844页。）
在这样深刻的拨乱反正和创造性探索过程中，邓小平开始思考中国究竟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基本问题。
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后召开的第一个党代表大会。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来自于实践的“基本结论”。（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这意味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仅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和拓展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在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的党。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探索，到党的十二大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探索的结束，而是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江泽民经常用“事非经过不知难”来形容我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艰辛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艰辛，主要表现为开拓创新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党和人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回顾改革开放的艰辛探索，我们经历了五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
第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如前所说，是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走老路；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套，走邪路？在关键时刻，邓小平果敢地否定了这两种错误主张，在1978年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开辟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结论”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总结苏联模式的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深入探索。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与此同时，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二次，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遇到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是听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让苏东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推倒中国社会主义的万里长城；还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把经济领域的变革说成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排除来自右的和“左”的干扰，在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这篇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宣言书，强调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才是硬道理，特别是回答了在市场经济等问题上“姓社姓资”的质疑，为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路，指明了方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深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深入反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针对“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在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着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政治文明建设。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第三次，是在邓小平去世以后，中国面临着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历史关头。面对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这样一个复杂局面，是退回到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老路上去；还是从“私有化”中找出路？在关键时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决顶住来自“左”的和右的压力，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策，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与此同时，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要全面认识公有制，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不能笼统地认为股份制是姓“公”的还是姓“私”的，作出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战略决策等等，从而在新的思想解放中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
第四次，是在世纪之交，我们党面临着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关头。是以僵化的态度无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无视改革开放中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墨守陈规；还是因党和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而改变党的性质和宗旨，不讲原则？在关键时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回应了各种错误观点的挑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表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与此同时，党中央一方面明确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另一方面强调要努力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从而全面贯彻党的根本宗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
第五次，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们党面临着来自国内的和国外的、自然的和经济社会的一系列风险的考验。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面对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以及实践中出现的困难、矛盾和问题，是用改革开放前的老办法还是搬用西方那一套来解决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又一次出现了选择走什么路的问题。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分析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中的经验和存在问题，借鉴国外发展经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这一任务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总体布局提了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作了深刻论述；并且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和科学内涵作了深刻论述，在理论上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么样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关系到中国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其时代背景是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其历史根据是对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其现实根据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对最广大人民共同愿望的科学认识。”（《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回顾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党和人民经历的这五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探索是合乎规律地不断向前拓展和深化的。简要地概括一下30年实践的历程，其展开的逻辑是十分清晰的：为了解决当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势必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党在第一次重大历史关头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势必要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党在第二次重大历史关头提出和探索的课题；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势必要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且采取股份制等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以适应经济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需要，这就是党在第三次重大历史关头提出和攻关的难题；为了发展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建立在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势必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统筹兼顾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群众的利益，把他们整合为党的执政基础，共同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党在第四次重大关头提出和处理的复杂问题；为了统筹兼顾各个方面的力量，势必要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统一起来，这就是党在第五次重大关头提出和处理的问题。我们就是在这样逐级深入解决发展中难题的过程中，开拓前进的。
回顾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党和人民经历的这五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是十分艰辛的，而且可以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是有内在逻辑的。这种逻辑，不是书本上进行推理的逻辑，而是实践中不断解决矛盾，解决了老的矛盾后又要解决新的矛盾，在解决矛盾中与时俱进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客观的辩证法”、“历史的辩证法”。
三、改革开放前后探索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在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那么，改革开放前后这两大阶段的探索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后开辟的，而不是改革开放前开辟的？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是第一人。他不仅提出了“第二次结合”这一命题和“以苏为鉴”的要求，而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切合中国实际的科学观点。但是，可惜的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自己离开了正确的探索思路，特别是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且时间长达十年之久，一直到他临终前还坚持认为这是他一生做的“第二件大事”。因此，我们在叙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时，必须从毛泽东讲起，而且要讲充分，但不能讲这条道路是在他领导下找到和开辟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尊重历史。
历史事实同时也告诉我们，找到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是邓小平。他不仅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而且在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同时，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页。）我们看到，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十分重视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经验，继承了毛泽东的“第二次结合”的科学思想以及今天对我们还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思想遗产，但这一切都是通过拨乱反正完成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思想，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不是在自然的延续过程中继承的，而是很艰难地要通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特别是要在否定毛泽东晚年本人肯定过的那些基本思想和基本路线的基础上，才能继承。因此，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我们必须尊重历史，既不否定毛泽东的贡献，又必须肯定这一独特的道路是邓小平开辟的。
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的结论是：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对于改革开放前的探索来讲，具有三重关系：一是继承；二是纠错；三是创新。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指出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概括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既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思想，又对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进行纠正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这一崭新的革命实践中开辟出来的。